中國農村地域遼闊，不同區域農村差異巨大。總體來講，從村莊結構上看，當前中國村莊可依據經濟發展水平與歷史文化差異進行兩個維度的類型劃分。歷史文化的維度是指在數千年歷史中形成的村莊文化與結構的差異，這樣一種文化與結構的差異既與歷史偶然性有關，又與經濟地理等因素有關。這一差異最典型的表現是南中北的差異，其中，南方地區村莊多為團結型村莊；北方農村多為分裂型村莊；而以長江流域和東北地區為代表的中部農村多為原子化村莊，我們稱為分散型結構的村莊。

南中北地區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主要與村莊內是否存在超出農戶家庭的強有力認同與行動單位有關。中部分散型結構村莊缺少超出農戶家庭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南方團結型村莊，農民聚族而聚，宗族與村莊往往同構，宗族認同與宗族組織在維系村莊秩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以華北為典型的北方分裂型村莊，村莊內存在著若干競爭型的小親族，小親族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決定了村莊基本的治理與秩序。

經濟發展水平也對村莊社會結構有著巨大影響。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村莊，就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視角，與前面討論的歷史文化視角的社會結構有很大差異。歷史文化視角的村莊社會結構，主要表現為南中北的差異，這種差異與區域開發歷史和經濟地理狀況有密切聯系。經濟發展視角的村莊社會結構主要表現在東中西的差異。本文重點從經濟發展的視角討論村莊社會結構的東中西差異。

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兩種理想類型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科目中有一個重要的劃分，就是東、中、西部的劃分。東部一般指沿海發達地區；西部一般指西南、西北地區；其他為中部地區。總體來講，東部地區城市密集，經濟發達，是中國經濟的重心所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中國農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東部沿海地區遠較中西部地區發達；從人口數量上看，東部地區人口較中西部密集；從地域廣闊程度上看，西部地域極其遼闊。近代以來，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最為富庶的地區。改革開放也首先從沿海開始。

東部沿海地區發達的經濟、便利的交通、改革開放的先機等因素使得這些地區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快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便利的交通也為東部沿海地區農村帶來了更多工業化的機會。以蘇南鄉鎮企業、浙江個私民營企業、珠三角“三來一補”為典型的東部沿海農村快速工業化，農村經濟快速增長，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沿海地區出現了城鄉一體的城市帶，村莊被納入到城市帶中發展。

與東部沿海地區不同，雖然在改革開放以后，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也有比較大的發展，但到了1990年代，中西部絕大多數鄉村工業都消失了，農民收入越來越依靠進城或到沿海地區務工經商。此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兩類：一是農業收入；二是外出務工經商收入。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或到沿海務工經商，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流入城市，農村出現的空心化問題越來越普遍。

基于此，可以形成一個關于農村地區的二元論述框架，即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和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村，分別簡稱為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地理位置是劃分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的重要依據，但并不是唯一依據，本文所討論的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是兩個相對而言的理想類型。

東部地區的村莊結構

· 東部地區的工業化發展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因其工業化的路徑差異，大致有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以蘇南為代表的由村社集體興辦工業的模式；二是以浙江為代表的個體私營企業興辦工業的模式；三是以珠三角為代表的“三來一補”工業化模式。三種模式都帶來了農村快速的工業化，農業收入和就業占比越來越低，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在很短時間就完成了由農業向工商業的就業轉變。需要說明的是，蘇南集體性質的村辦企業在1990年代進行了企業改制，僅有極少數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保留下來，絕大多數集體性質村辦工業改制為民營企業。

東部地區農村的工業化與東部地區城市的快速發展聯為一體，互為因果，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城市經濟帶，已經工業化的農村融入到由區域性大中城市帶動的區域經濟中。東部地區農村工商業的發展不僅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形成了一個辦廠經商致富的企業家階層。經濟發展帶來土地升值，不僅集體土地上所建廠房可以出租收取租金，而且農民住房也越來越具有財產性功能，土地成為重要的資源。

以土地增值收益為典型的集體利益如何分配？村民自治如何實現？基層秩序如何保持？這些都會影響到村莊社會結構，同時，這些基層治理的問題又受到村莊社會結構的影響與制約。村莊社會結構成為了基層治理的社會基礎。村莊社會結構又尤其受到村莊社會分層的影響。

工業化背景下的社會分層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的社會分層比較簡單，主要原因是經濟未分化，所有人都是公社社員，都出工掙工分。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雖然有政治身份，承擔管理職責，但他們與一般社員經濟收入差異不大，他們同樣不脫產掙工分。分田到戶之初，所有家庭都按人平均獲得了承包地，因此也都有相差不多的農業收入。隨著快速的鄉村工業化，東部地區農村開始形成一個工商企業家群體，這個群體人數不多，收入很高，能量極大；大多數農民則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逐步脫離農業，成為了依靠務工獲得收入的群體。

以經濟收入和社會位置來對東部地區村莊中的農民進行劃分，大致可以劃分出六個層次的群體：第一層，工商企業家群體；第二層，企業中層，技術骨干；第三層，個體工商戶，副業，規模種養業；第四層，普通務工群體；第五層，進行農業生產的老人群體；第六層，貧弱、邊緣群體。此外還有村干部群體，村干部群體大致介于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因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村干部的位置結構略有差異。

東部地區農村的工業化發展產生了一定規模的鄉村企業，形成了工商企業家群體。企業的經營活動雖然對接全國市場，但企業的經營場所在村莊內，生產行為發生在村莊內。工商企業家群體要與地方政府部門以及村干部打交道，要辦理營業執照，要納稅，要環評，要信貸以及需要土地和廠房。他們與村莊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他們的生產生活行為對村莊社會結構具有重要影響，具有極強的社會能量和動員能力。因為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有三種不同的村莊企業，一是個體私營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以浙江為典型，這些民營企業規模不大，數量眾多，其主要生產場所和企業家的生活世界都在村莊；二是由村社集體企業轉制而來的民營企業，以蘇南為典型，這些民營企業規模巨大，相當部分已經搬至城鎮，其主要生產場所和企業家的生活場所已經脫離村莊；三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征的外來資本，村莊主要提供廠房招租，企業家不是本村人，村干部在對接企業資本方面起到主導作用，典型如珠三角農村。

鄉村工業發展帶來了大量中層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崗位。這些崗位收入比較高，工作也相對體面，一部分村民進入到這些中層管理和專業技術崗位，獲得較高收入和相對體面職位，成為村莊中上層。因為依托于企業，這一層次村民具有一定依附性，要受到企業家的支配。

第三層的個體工商戶、副業從業者、規模種養業主，收入可能與第二層相差不多，但遠較第二層自由自主。第四層是主要靠務工來獲得收入的村民群體。因為已經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本地勞動力也要與外來農民工一起競爭工作崗位，工資收入不可能太高。第五層是仍然從事自家承包地種植的老年人群體。這個群體往往不是一個獨立的層次，因為他們的子女一般都有其他就業與收入來源。第六層是村莊貧弱、邊緣群體，主要是家庭勞動力嚴重不足，尤其是家庭成員有重病、殘疾導致收入不足、經濟困難的家庭，這樣的家庭數量比較小。

· 社會分層態勢下的村莊結構

在東部地區，工業化浪潮下，鄉村企業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尋求工作機會，土地價值攀升。因為土地屬于村社集體所有，村莊不僅是集體土地的所有者，而且是最基層的行政單元。以村干部為主體的農民集體享有管理支配土地的權力。此時，村干部位置的含金量就非常高，誰來當村干部就變得十分顯眼且重要。

在村干部人選的激烈競爭下，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農村逐漸形成了企業家群體替代傳統型村干部的趨勢，呈現出“富人治村”的局面。在蘇南農村，集體性質的村辦工業負責人往往就是村干部，1990年代企業改制，這些村辦企業負責人的村干部同時也成為了改制后的企業所有者。珠三角地區，村干部掌握著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和分配權，在招商引資的背景下面，個人有機會通過參與工程項目致富。簡單地說，東部地區村干部基本上都已經企業家化了，或富人化了，企業家與村干部身份出現了明顯的合二為一，甚至出現了“富人治村不可逆”的情況。企業家競爭村干部職位最基本的途徑是通過村委會選舉，富人之間的競爭壟斷了成為村干部的機會，一般農戶既缺少競爭村干部的實力，又缺少競爭村干部的愿望。

企業家之所以要當村干部，主要目的并不只是要掌握集體資源的分配權，而是更希望通過當村干部來建立更加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有助于企業發展。對于企業家來講，村干部身份是很重要的信用資源，也是與政府部門建立聯系的最佳通道。企業家因此更愿意在競選村干部時投入資源，甚至賄選。激烈競選會將村莊各種關系動員起來，全村村民都參與到村莊選舉中來。以選舉為契機，村莊不同群體之間形成聯動。

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富裕的企業家階層通過求異來獲得更高聲望。尤其是全村村民參與的人情上，企業家群體可能辦豪華婚娶，支出高額人情。規模巨大、規格很高的紅白事會帶來巨大的聲望上的優勢。富裕的企業家也有經濟實力舉辦這些儀式。但同在熟人社會參與人情往來的一般農戶，不僅舉辦紅白事的儀式規格難以達到企業家的檔次，而且人情支出也會因數額太大而感到吃力。家庭經濟收入比較多的農戶通過模仿“求同”來保持作為村莊一員的基本體面感。村莊貧弱農戶越來越沒有保持“求同”的能力，逐步退出村莊人情往來，從而變得越來越邊緣。

由此，東部地區村莊逐步形成四大社會階層，一是人數比較少、能量極大的富裕的企業家階層，主職村干部往往出自這一階層。這一階層是村莊主導階層。二是中間階層，包括前述二、三兩層。村莊經濟越發展，就有越多的企業中層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崗位，就有更多村莊獲利的個體工商業機會、副業收入機會，從而就有一個更大的中間階層。這個規模比較大的中間階層與中西部農村往往只有很小規模的“中堅農民”構成了鮮明對照。這個中間階層有能力跟上富裕企業家階層的消費，在村莊治理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三是中下階層，主要是缺少較高收入機會、以進入勞動力市場來獲取務工收入的農戶家庭，這個群體人數比較多，一般要占到全村一半左右的農戶，其收入相對有限，而支出壓力很大。他們努力跟上越來越高的由村莊企業家創造、中上層跟從的消費潮流，但明顯越來越力不從心。在村莊治理中，這個群體顯得被動。四是村莊中的貧弱群體，這部分農戶的人數很少，且往往會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也會有中層農戶因為天災人禍而落入到貧弱群體中。他們很難有能力參加村莊中的消費競賽，他們甚至退出村莊人情往來。

東部地區的村莊，經濟發展帶來經濟分化，帶來社會分層。社會分層進一步發展為社會排斥機制，村莊貧弱群體被排除到結構以外。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看，東部地區的村莊形成了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這是一種高度分化的結構。村莊熟人社會背景下，富裕企業家階層在村莊的主導地位及其競爭機制，使這樣一種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仍然變得緊張。

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剩余

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村莊，我們簡稱為中西部村莊。這些村莊的主要特點是，村莊缺少工業以及其他非農業收入，農民主要收入來源有兩類，一是農業，二是外出務工經商。這樣的村莊要占到當前全國村莊總數的７０％左右。部分地處沿海的村莊因為缺少二、三產業機會，也可以看作是中西部村莊。

分田到戶以后，中國農村普遍形成了“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格局，農戶家庭經營面積比較小，分田到戶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釋放出大量剩余勞動力。沿海鄉村工業的發展最終引發全國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在１９８０年代末，鄉鎮企業產值占到全國總產值的１／３左右，中西部地區農村的農民也有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務工經商機會。１９９０年代開始，中西部鄉鎮企業發展狀況不佳，甚至紛紛破產，農民開始跨地區流動，到大中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務工經商，從而形成了當前中西部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分層

因為缺乏鄉村工業，當前中西部農村幾乎沒有企業家階層。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其中部分農民通過承包工程、經營生意而有較高收入，成為村莊中的富人。不過，因為中西部村莊基礎設施普遍不好，有能力進城的高收入農戶大都全家進城，在城市生活，脫離了村莊。先富起來的農民在城市獲得收入，又在城市生活，他們在發財致富以后就脫離了村莊，很少參與到村莊生產生活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