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歷論文限制,浙江49名職業農民獲評高級職稱
種養有技能一樣評職稱
“農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種職業,“土專家”也能有大作為。最新公布的浙江省農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獲評名單中,首次出現了省市兩級49名新型職業農民的身影。據悉,這是浙江首次將面向事業單位技術人員的職稱評價體系,適用于新型職業農民。
盡管落地已有一個多月,但在浙江的“農人圈”里,話題依然熱度不減。即使放眼全國,這一做法也屬大膽創新。那么,浙江是如何突破制約的?需要進行哪些實踐?該創新意味著什么,有何價值?對此,記者進行了深度采訪。
職稱評審通道向農業新型人才敞開
浙江農業素來以“高效生態”見長,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發育充分。統計數據顯示,全省現有的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中,已通過職業技能鑒定的新型職業農民達到16萬人。近年來,浙江更是出現了一大批大學生“農創客”以及返鄉創業主體。
浙江省農業廳人事處處長陳良偉告訴記者,浙江新型職業農民群體不斷壯大,但現行的農業高級職稱評審主要面向農業事業單位技術人員,事實上,職業農民參與高級職稱評審并取得證書的極少,近三年全省只有1人通過。
究其原因,主要是過去對職業農民的評價,均以生產類、單項技能評價為主,缺乏綜合性考評,與事業單位人才評價體系不銜接,既影響了新型經營主體對人才的吸引、評價和使用,也使國家人才政策在農業領域實施中缺乏針對性、精準性。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浙江省農業廳會同省人力社保廳在2017年聯合發文,提出打破戶籍、地域、身份、人事關系等制約,首次將職稱評審通道向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中的技術人員以及返鄉創業大學生、“農創客”等拓展,實現評審并軌、一證通用。
“過去,一些地方組織過類似‘農技大師’等評選,但并不受人社部門認可,享受不到人才政策和待遇;另一方面,對許多農業科技型企業來說,也亟須確立評價體系,使人才引進、培養、晉升的通道更通暢。而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更需要高層次人才作支撐。”在陳良偉看來,創新背后,最難的也是最首要的,就是轉化觀念,正視農業新型人才。
為職業農民量身定制評價體系
不同于專業從事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的人才,新型職業農民本身總體學歷不高,從業時間差異顯著,往往實用技能技術突出,在專業論文方面則處于短板。對此,浙江確立申報條件和評審標準之初,就明確了“差異把握、分類評價”的基本原則。
比如在學歷上,浙江規定,只要是高中畢業,從事農業生產和技術推廣應用5年以上,即可獲準申報。在論文要求上,浙江淡化數量要求,像在農業領域技術創新和推廣活動中撰寫的專題調研報告、行業發展規劃、技術方案、田間試驗報告等,經有關部門認可,均可視同論文。
此外,針對農民中具有中初級技術職稱人數較少的客觀實際,浙江特別設置了“破格通道”,只要滿足科技獎勵、發明專利、技術榮譽、表彰獎勵四個方面的任一要求,即可破格申報。今年,評審通過的49人中,破格的占到了八成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新型職業農民的評價體系,浙江量身定制了一整套量化指標體系,特別增設了技術創新、應用新技術成效、鄉土人才、技能獎勵等指標,以強化能力素質和業績導向。同時,浙江還十分注重申報對象的帶動性和引領性。
不過,陳良偉告訴記者,就目前而言,從省、市、縣三級的農民職稱體系來說,與之對應的評價標準、操作細則、制度體系等,仍有待進一步完善。此外,在人才的作用發揮和配套政策上,未來也還有不少功課要補。
吸引優秀人才投身農業農村
36歲的郭斯統年齡不大,科研成果卻不少。本科畢業后,他一直從事農業工作,現在是寧波市鄞州濱海蔬菜專業合作社的技術負責人。此次獲評高級職稱,郭斯統主要靠的就是通過新型栽培模式,前年所創下的全省雪菜最高畝產記錄。
同樣實至名歸的還有長興縣的邱汝民。他30多年前辭職養蜂,一直潛心研究,光各類專利就有61項之多。尤其在創業期間,邱汝民刻苦鉆研技術,育成了“長興意蜂”蜂種,增產20多倍,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近來年,邱汝民每年培育蜂王1萬只以上,改良全國低產劣質蜂種50余萬箱。
“浙江職業農民獲評高級職稱,充分體現了‘論文寫在大地上’的作為,完全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型職業農民‘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定位要求。”著名“三農”專家顧益康評價認為,這種創新做法具有很強大的引領作用和推廣價值,符合現代農業的發展實際,也有利于職業農民社會地位的提高,為鄉村振興夯實人才支撐。
在遂昌縣副縣長郭云強看來,浙江的這一創新,大大優化了農業人才環境,特別對于基層而言,未來可以通過技術項目支持、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進一步激發農民自主創新創業的活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優秀人才投身農業農村。
浙江電大原黨委書記方志剛教授則認為,新型職業農民評價體系的改革給高校如何優化農村實用人才培養模式同樣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意義。鄉村振興需要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留得住、用得上”是關鍵。“從我們的探索和實踐來看,對高層次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未來要注重運用職稱評定結果,設置一定的政策傾斜,從而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起到導向和引領作用。”
來源:農民日報










